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乎
时间:2018-05-28 来源:俊沃艺术 作者:俊沃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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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 书谱(局部)

  编者按:日前,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张爱国带领其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对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探讨与反思”的专业教学话题讨论。期间,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话题进行了发散性的阐述,现将讨论整理成文字,希望能给人以启发,碰撞出一些火花。艺术不等于数学,艺术分析不能达到也不必追求数学计算的精确性。因此,版面上呈现的内容仅代表其一家之言,欢迎大家参与到讨论中来,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在现当代书学理论视域中时常被提起、被讨论,且往往以加强文化修养、多做所谓的“学问”为最终旨归。“文人末技”的思想观念从何而来,又如何与书法艺术产生关联?

  我们不妨简要梳理这一思想的历史沿革。

  扬雄(公元前53-18年)善辞赋,在其《法言》中指出作赋为童子雕虫篆刻,恐其不免于劝而壮夫不为。“讽”是扬雄好赋的深层原由,且“好赋”不能作为通往“壮夫”的途径。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曰:狴犴使人多礼乎?(扬雄《法言·吾子》)

  “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孙过庭(646-691年)在《书谱》中转用了扬雄的思想主张,但从前文的语境来看,“君子立身,勿修其本”才是着意表达之处,精于毫翰虽好,沉湎其中却不为提倡。

  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 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孙过庭《书谱》)

  李渔(1611-1680年)《闲情偶寄》中将填词视为文人末技,并强调“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在“精”与“利于善用”的前提下,消解了末技。扬雄的“壮夫”、孙过庭的“立身”,在李渔看来并非不复存在,而更平添一分苦口婆心后的委曲求全。

  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博弈虽戏具,犹贤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填词虽小道,不又贤于博弈乎?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

  简经纶(1888-1950年)在《书法漫谈》中写到“盖字本为文人之末技”,是“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直接来源或直观体现。“书外求之”与文人挂钩,在扬雄、孙过庭、李渔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语义。

  盖字本为文人之末技,而书字之本,在能书外求之,乃称上乘。(简经纶《书法漫谈》)

  所谓的“壮夫不为”、“文人末技”,最初为扬雄的辞赋观所阐明。时代变迁,语义沿革,推导置换而形成了现当代“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书学理念。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这一观念?

  从字面上讲,文化修养与书法艺术本不分家,且暗含了书法从属于文人的微妙关系。在历代书评、书论中,“今不逮古”几成不刊之论;近现代社会结构的改变,冲破了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与治学方式。谨从上述分析,古人与其先贤在艺术审美上的差异转换为近当代人与其先贤在艺术审美与文化修养上的双重差异。

  古人作书,首先是一门技能,犹如当代人能用手机、电脑打字;现存古书迹中,有“文人”书写的不具有审美表达的字与“非文人”书写的饱含艺术价值的字。于此,现当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部分跳脱了文化修养的藩篱,形成了一套有系统、有标准的艺术语言,“末技”的地位得到提升,从而模糊、放宽了书法视域内对文化修养的衡量尺度。文化修养与书法艺术的主观分离,势必会人为加深合理认识书法的复杂程度,造成治学理念的混乱。

  当代学术建设细分了学科与专业,“限定式”的研究既深化了探讨,又略显局限。对所谓深厚传统资源的忠实,赋予了审美繁荣的假象,内在探索的空洞与对外开拓的无力,各大书法篆刻展的举办加速了审美疲劳,集中了风格诉求;其他艺术门类的视觉语言及理论构建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观念,新兴社会媒体的介入膨胀了艺术信息,艺术的本体价值与市场的经济价值及身份政治的权威相互渗透——书法艺术的品评标准既逐渐汇总,又日趋多元。面对问题与困惑,“诗赋小道,壮夫不为”等书学理论被赋予了新内涵,由于这些思想主张大都可追溯到文人名下,其结论不言而喻。反观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现状,总体上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动性,冰释困惑的执行力;探索性的艺术观念虽有提出,但依然不成气候。书法也好,艺术也罢,都能被划归到文化的“软实力”名下,美学内涵极易在文化价值面前萎缩坍塌。书法本身及与其相关的宏富遗产滋养了自给自足、阳春白雪的意识形态,文化修养作为退而求其次的廉价标准,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呼应、接受与运用。

  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书家,大都在艺术审美的表达上苦心经营;文化修养对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只能在“坚信”的前提下成立。一方面,现当代书坛仍部分保持了“书以人贵”的传统;另一方面,以文人本位解读书法审美的根基有所松动,但所谓的手工制作却又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中片面连接了雅玩与情怀。书法艺术得到了广阔的空间以施展拳脚,却不免利用文化修养而过度泛化了审美价值取向,反到陷入了无条件的外部自由;也正因为书法领域内对文化修养的频密重申与强调,连同“末技”之技,外化成桃源仙境,自产自销,修身养性,在小圈子中打转。这些都是难以依靠读书、补课所增长的知识来解决的问题。

  “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作为判断语句,所下的结论过于局部,加强文化修养的标语化、旗帜化,致使形式主义逐渐泛滥——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仍需进一步审慎探讨。笔者认为,提炼书法艺术的视觉审美特质,反映和再现当下的时代潮流与道德情绪,才有可能为因近现代书法艺术生态环境的骤变而被迫固化的书法前进道路提供主张,开辟思路。

  (作者夏添,系中国美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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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

  书法之法

  与书法之技

  简经纶在《书法漫谈》一文中提到:“盖字本为文人之末技,而书字之本,在能书外求之,乃称上乘。”我认为就书法之技而言,可分为狭义之技与广义之技。狭义之技指的是笔法、墨法、章法等,也就是书法之法,而书法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很多广义之技去支撑,比如文化修养,人生阅历等等,这些广义之技某种程度上要比狭义之技重要得多,但也离不开技法的支撑,也就是说书法作品是书家思想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汉书》中有言“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管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书法作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从汉代开始就是文人士大夫的必备之技,赵壹在《非草书》一文中提到:“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正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清康熙年间马杰在《长啸斋摹古小技序》中有云:“篆刻者,文人之余技也。取刀锥之末,而用力于攻错,以博一时之鉴赏,似亦无可事事已。”如此种种,皆是说不可一味穷究技法,要把人生目标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

  而陆游所讲的“诗外功夫”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作家的好坏高下,是其经历、其阅历、其见解、其识悟所决定的。当然,书法也好,篆刻也罢,不应被绳墨所缚,要更注重才智学养、操守精神等“字外功夫”才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也越来越脱离其实用性而更加看重其审美价值,这也就更加要求书家不要被狭义之技、被“法”所禁锢,而要丰富其学养,砥砺其思想,最终与其书所融通才会有其价值。

  王相墉:

  明确身份后

  再讨论

  在讨论“书法为文人末技”这一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我们是书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今后要以书法为自己的一个职业或者事业。明确这一身份后可从正反两方面讨论。

  从正面来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人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书法自古历来只是文人的一个技能而已。这提示我们不能将书法过分提到深究每一笔每一画的技法论层面,而要把它看做是一件要做写字外功的事情。只有将人的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将书法推到一定的高度。而这一点也不仅仅是读书、看古人的一些言论,在我们今天来说可能要接触这个世界上其他发达的艺术门类等等,可以接触一些现当代艺术等。

  从反面来看,现在我们把书法作为专业,当成学业、事业,古人视书法为末技,那么就有很多人质疑书法专业,质疑书法学科,质疑学院书法教育的合理性。对此,我们或要面对这一质疑,或要对自己进行开解,都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首先我们要考虑古人把书法当成末技的出发点在哪里,与之相对应的大道是什么,我认为文人士大夫将与治国平天下相关的才能成为大道,与此无关的如个人的完善不能成为大道。国家的动荡、国家的平安与写字相比,写字当然排不上位置。被古人称之为末技的,比如说“填词”、“绘画”、“蹴鞠”、“俳优”,在今天的影响力不比大道差。古人所认为的小道在今天来看都是很重要的,表演、体育、绘画、书法在当代的大学里都已经发展成学科了,这就验证了一点——用古代的“书法为文人末技”来考察今天的书法发展,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时代不一样,出发点也不一样。在今天来讲,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要治国平天下,或者说术业有专攻,治国的人治国,喜欢表演、书法、绘画的去完善自身,做好该做的事情,并有充分的道德修养,这在当下对每个人来说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作为一个书法专业的学生,没有必要掉到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陷阱里面,而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张楚:

  技法不是关键

  我认为“文人末技”其实可以拆开来看,“文人”是一个主体,“末技”是一个主体。既然是文人,那我们探讨的肯定不会是职业书手抑或是写字匠。“末技”便是指代书法,其实这个词并不单单用于书法,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会说文章是“文人末技”,篆刻是“文人末技”、填词也是“文人末技”之一。这其中有一些是自谦,虽胜于此道,却在世人面前谦虚说自己的本事是小伎俩罢了。我认为还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儒士文人总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怀有兼济天下的广阔胸怀和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不能救世济民的文人小情趣,自然是不能将其奉为大道的。我想抓住“文人末技”中的“技”来谈一谈。

  如果我们讨论书法创作,我们会发现一件书法作品的形成存在许多的元素,比如工具、技法、书家的情感等等。窃以为书法作品真正的意义在于书家情感的传达。书法创作的过程便可以看作是书家通过技法,将自己的情感在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回头看,会发现笔墨其实是书家倾诉情感的工具。一旦明确了这一点,书法作品元素中的主次关系便一目了然。这还是放在当今将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环境中进行讨论,如果是放在没有创作观念的古代,这样的情况就更加明了了。

  所以书法为什么会被称为文人末技,排除外在的因素,单从书法本身来说,单纯的书法技法就不是最关键的,书家的学识修养、哲学思想包括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统统都排在了技法之上。文人要提高学识修养,就要读书写文章,甚至游学见世面,这些活动自然也都排在了书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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