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文人与赏石
时间:2018-06-11 来源:俊沃艺术 作者:俊沃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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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 听琴图轴(局部)

  借“百仞一拳、千里一瞬”之缩景来寄托林泉之意,起源并不算晚。甚至有学者认为汉代“山型砚”已是山石盆景的发端。而有力的实证从人间一直延伸到了地下,建于公元706年的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甬道两旁的壁画,赫然可见有侍女手托树石盆景的场面。说明在1300多年前,赏石已纳入人们的视野,并进入到贵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在唐代阎立本的《职贡图》中,那些奇巧的峰石和盆景更被列为贡品,说明雅石在当时已颇受人们珍爱,且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文人的好尚更提升了雅石的境界,如白居易提出“爱石十德”:“养情延爱颜,助眠除睡眼。澄心无秽恶,草木知春秋。不远有眺望,不行入岩窟。不寻见海浦,迎夏有纳凉,延年无朽损,弄之无恶业。”将赏石的益处扩展到了衣食住行与怡情养性的方方面面,可以相伴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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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位 高逸图

  在具体的绘画表现形式上,隋唐的山石尚有勾无皴,意趣拙朴,多作为画面背景出现。如阎立本的《职贡图》和孙位的《高逸图》,都是给奇石立此存照的最早绘画留存之一,画卷气息高古,表现出“人马工致,山石颓古”的况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高逸图》,描绘的是竹林七贤的故事。庭园背景中有两块湖石,堪称存世最早的园林立峰特写。从峰石瘦漏透的体态可知其当属南太湖石。画法上,石身以松秀劲挺的细线勾勒,施以淡墨渲染,时而浓墨提点,使得山石有了明暗和层次,格调高致,但这里的赏石仅作为人物画的陪衬而出现。在稍后五代卫贤《高士图》卷中,又出现了典型的太湖石。细线勾勒外,还出现了颇有立体感的皴笔,极尽摹写之能事,与宋人的写实风规相承。虽然仍不是画面的主体,而奇石峻挺兀岸,跃然成为前景,已是十分醒目了。

  如果说唐代之前是以戎马天下的“武功”彪炳史册,那么宋代便是以崇文抑武的“文治”安邦治世,文人士大夫的心态,由唐人之外拓转为内省。宋代文人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文房雅玩之中,也成就了赏石文化的第一个全盛时期。由于宋代文人的完美主义与精致作风,赏石的喜好在朝野上下迅速风靡,文人们既欣赏奇、美之佳石,也收藏怪、丑之顽石,无论是太湖石的瘦漏透皱,还是雨花石的温润莹澈,都照单全收地进入了文人的审美视野。所谓“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贵在不执意、不沉迷,在奇石上倾注自己的理想人格,发抒心志,一寄幽情。由于山水画的全面发展,在山石的具体画法上亦趋于全面,勾皴点染兼备。奇石形象渐渐从人物画或山水画的背景中脱离出来,成为画面主体或独立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兼赏石名家当属赫赫大名的苏轼与米芾。

  苏轼收藏了许多奇石,边图绘吟咏,如“雪浪石诗”、“雪浪斋铭”、“双石诗”、“壶中九华诗”等。他似乎对雪浪石甚为偏爱,认为该石有孙知微的水涧奔涌图之貌,便将书房题名为“雪浪斋”。我们仍有幸看到他在定州所得的黑色雪浪石,乃在乾隆时被重新发现,置于定县众春园内的。而其独立的图像,早已刻入《素园石谱》。乾隆追慕东坡之风雅,命内阁学士张若霭绘成《雪浪石图》轴,画面知白守黑,姿态横生。乾隆亦欣然提笔:“雪从天上降,浪从海面生”,可见图绘形神俱佳,充分反映出宋画写实的特点。

  苏轼本人留下的唯一绘画真迹也是关于石头的,即《枯木怪石图》卷。画面上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清奇盘曲状若蜗牛。全图以苍劲跌宕的墨笔出之,不施丹青,脱略形似,平淡中含有清高沉郁的韵致,正如其胸中盘郁也。在崇尚写实的宋代,东坡却提出观士人画如同阅天下马,取其意气而已,重要的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个性化的旗帜已然得到张扬,其高逸简率的笔墨形式亦直接开启了元风。

  米芾的个性更加来得极致。他鄙视流行的程式,不屑于严谨刻板的绘画技法,喜欢不可复制性的东西,行为亦出人意表。“米颠拜石”的传闻轶事一直被后世所津津乐道,据说他自己也画过《拜石图》,真迹早已不传,只留下倪瓒的题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不虚得。”后世画家感念其痴,绘制了大量的《米颠拜石图》。如上海博物馆藏吴伟的《人物图》卷中,就有一段精彩的米颠拜石场景。清代海派名家任熊等人亦描绘过《拜石图》。现代大家齐白石也创作过这个题材。甚至其轶事与形象已融入到园林景点之中,像苏州怡园的“拜石轩”、留园的“揖峰轩”、颐和园的“石丈亭”等等,都来自拜石的典故。

  强调缘物寄情和个性化主观表现的画风在元代得到了申张发扬。其时蒙古族的大元将整个中国变为驰骋铁蹄的疆场,敏感而失落的文人们纷纷寄情林下。文人山水画逐渐占据画坛主流,皴法齐备,画风多样。随着隐逸之风与山水画的流行,山石题材被赋予了更多的隐喻和内涵,常与枯木梅竹相结合,萧散洒落,象征林下君子之风。绘画的象征寓意性得到强调,笔情墨趣与形式美感更加受到关注,诗画结合的做法亦蔚然成风。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当属赵孟頫与倪瓒。赵孟頫以赵宋宗室出仕元朝,内心抑郁难平,将一腔隐衷寄于山川书画。他正式提出“师古”的主张,与“不求形似”的士大夫绘画主张相结合,描绘了大量的竹石题材。如《古木竹石图》、《枯枝竹石图》、《兰石图》、《秀石疏林图》等,其画法脱略形似,求其神韵,强调“书画同源”,真正树立了水墨竹石文人画的典范。其中《秀石疏林图》卷为其代表作,以“写”代“描”,湖石以飞白之笔画出,横拖竖抹,笔画似断欲续,气质疏松秀逸,自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堪称最好的注脚,遥接苏轼衣钵,而更加率意潇洒。明董其昌评论道:“赵文敏尝为飞白石,又尝为卷云石,又为马牙钩石,此三种足尽石之变”,飞动的山石笔法传达出简率蕴藉、典雅文静的中和气象,成为元代画风确立的标杆。

  倪瓒亦是石痴,所以对米颠拜石心有戚戚,题诗于拜石图上。倪瓒山水多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常以折带皴画山石,枯笔干墨,淡雅松秀,一石一树而简中寓繁,小中见大。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雅擅丹青,且倾心于园林的经营,曾参予“狮子园”的规划工作,还以其写意山水的精神和园林经营的理念,亲手叠置了各种盆景石,将中国园林之美,尽纳于一方素盆之中,开启明清两代玩石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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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位 高逸图

  在具体的绘画表现形式上,隋唐的山石尚有勾无皴,意趣拙朴,多作为画面背景出现。如阎立本的《职贡图》和孙位的《高逸图》,都是给奇石立此存照的最早绘画留存之一,画卷气息高古,表现出“人马工致,山石颓古”的况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高逸图》,描绘的是竹林七贤的故事。庭园背景中有两块湖石,堪称存世最早的园林立峰特写。从峰石瘦漏透的体态可知其当属南太湖石。画法上,石身以松秀劲挺的细线勾勒,施以淡墨渲染,时而浓墨提点,使得山石有了明暗和层次,格调高致,但这里的赏石仅作为人物画的陪衬而出现。在稍后五代卫贤《高士图》卷中,又出现了典型的太湖石。细线勾勒外,还出现了颇有立体感的皴笔,极尽摹写之能事,与宋人的写实风规相承。虽然仍不是画面的主体,而奇石峻挺兀岸,跃然成为前景,已是十分醒目了。

  如果说唐代之前是以戎马天下的“武功”彪炳史册,那么宋代便是以崇文抑武的“文治”安邦治世,文人士大夫的心态,由唐人之外拓转为内省。宋代文人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文房雅玩之中,也成就了赏石文化的第一个全盛时期。由于宋代文人的完美主义与精致作风,赏石的喜好在朝野上下迅速风靡,文人们既欣赏奇、美之佳石,也收藏怪、丑之顽石,无论是太湖石的瘦漏透皱,还是雨花石的温润莹澈,都照单全收地进入了文人的审美视野。所谓“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贵在不执意、不沉迷,在奇石上倾注自己的理想人格,发抒心志,一寄幽情。由于山水画的全面发展,在山石的具体画法上亦趋于全面,勾皴点染兼备。奇石形象渐渐从人物画或山水画的背景中脱离出来,成为画面主体或独立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兼赏石名家当属赫赫大名的苏轼与米芾。

  苏轼收藏了许多奇石,边图绘吟咏,如“雪浪石诗”、“雪浪斋铭”、“双石诗”、“壶中九华诗”等。他似乎对雪浪石甚为偏爱,认为该石有孙知微的水涧奔涌图之貌,便将书房题名为“雪浪斋”。我们仍有幸看到他在定州所得的黑色雪浪石,乃在乾隆时被重新发现,置于定县众春园内的。而其独立的图像,早已刻入《素园石谱》。乾隆追慕东坡之风雅,命内阁学士张若霭绘成《雪浪石图》轴,画面知白守黑,姿态横生。乾隆亦欣然提笔:“雪从天上降,浪从海面生”,可见图绘形神俱佳,充分反映出宋画写实的特点。

  苏轼本人留下的唯一绘画真迹也是关于石头的,即《枯木怪石图》卷。画面上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清奇盘曲状若蜗牛。全图以苍劲跌宕的墨笔出之,不施丹青,脱略形似,平淡中含有清高沉郁的韵致,正如其胸中盘郁也。在崇尚写实的宋代,东坡却提出观士人画如同阅天下马,取其意气而已,重要的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个性化的旗帜已然得到张扬,其高逸简率的笔墨形式亦直接开启了元风。

  米芾的个性更加来得极致。他鄙视流行的程式,不屑于严谨刻板的绘画技法,喜欢不可复制性的东西,行为亦出人意表。“米颠拜石”的传闻轶事一直被后世所津津乐道,据说他自己也画过《拜石图》,真迹早已不传,只留下倪瓒的题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不虚得。”后世画家感念其痴,绘制了大量的《米颠拜石图》。如上海博物馆藏吴伟的《人物图》卷中,就有一段精彩的米颠拜石场景。清代海派名家任熊等人亦描绘过《拜石图》。现代大家齐白石也创作过这个题材。甚至其轶事与形象已融入到园林景点之中,像苏州怡园的“拜石轩”、留园的“揖峰轩”、颐和园的“石丈亭”等等,都来自拜石的典故。

  强调缘物寄情和个性化主观表现的画风在元代得到了申张发扬。其时蒙古族的大元将整个中国变为驰骋铁蹄的疆场,敏感而失落的文人们纷纷寄情林下。文人山水画逐渐占据画坛主流,皴法齐备,画风多样。随着隐逸之风与山水画的流行,山石题材被赋予了更多的隐喻和内涵,常与枯木梅竹相结合,萧散洒落,象征林下君子之风。绘画的象征寓意性得到强调,笔情墨趣与形式美感更加受到关注,诗画结合的做法亦蔚然成风。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当属赵孟頫与倪瓒。赵孟頫以赵宋宗室出仕元朝,内心抑郁难平,将一腔隐衷寄于山川书画。他正式提出“师古”的主张,与“不求形似”的士大夫绘画主张相结合,描绘了大量的竹石题材。如《古木竹石图》、《枯枝竹石图》、《兰石图》、《秀石疏林图》等,其画法脱略形似,求其神韵,强调“书画同源”,真正树立了水墨竹石文人画的典范。其中《秀石疏林图》卷为其代表作,以“写”代“描”,湖石以飞白之笔画出,横拖竖抹,笔画似断欲续,气质疏松秀逸,自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堪称最好的注脚,遥接苏轼衣钵,而更加率意潇洒。明董其昌评论道:“赵文敏尝为飞白石,又尝为卷云石,又为马牙钩石,此三种足尽石之变”,飞动的山石笔法传达出简率蕴藉、典雅文静的中和气象,成为元代画风确立的标杆。

  倪瓒亦是石痴,所以对米颠拜石心有戚戚,题诗于拜石图上。倪瓒山水多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常以折带皴画山石,枯笔干墨,淡雅松秀,一石一树而简中寓繁,小中见大。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雅擅丹青,且倾心于园林的经营,曾参予“狮子园”的规划工作,还以其写意山水的精神和园林经营的理念,亲手叠置了各种盆景石,将中国园林之美,尽纳于一方素盆之中,开启明清两代玩石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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