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书之道,在文质契合
时间:2018-09-27 来源:俊沃艺术 作者:俊沃美术馆

 我一直相信,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应该靠参与者的辛勤和智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通过十多年的追求,我向自己发问: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值得去投入新的思考、拓展设计的边界?

  ——2018坡州图书奖出版美术奖得主李猛

  坡州市位于首尔西北部,因出版业的集中和发达闻名东亚,“坡州图书奖”(Paju Book Awards)是由中、日、韩三国的出版家们发起并主办的,包括著作奖、策划奖、美术奖等。9月15日,第七届坡州图书奖颁发,今年出版美术奖的获得者,是中国内地书籍设计师李猛。此前获得过这一奖项的,还有著名的书籍设计师陆智昌、设计与研究创作一身兼的赵广超等。这次获奖让李猛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行业内算不上有名气。出版美术奖是由出版人进行评判的,看待装帧设计的视角与常见的书籍设计奖有所不同,出版界对李猛设计作品的肯定和嘉奖,对他而言是很大的鼓励。

李猛在2005年成立了设计工作室,长期在文博领域工作。2009年他设计了《故宫日历》,带动了日历出版的潮流,不过那时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名字。直到近几年,他出色地完成了《明式家具二十年经眼录》《中国古代金银首饰》《我们的中国》《图说敦煌二五四窟》《蒙古国纪行》等一系列学术书,出版界和读者开始被他图文相得、精华内蕴、守正持中的设计风格所吸引。

  介绍李猛,离不开“设计”二字——但是他似乎并不认同“书籍设计师”这个名号。他的很多想法和做法,也和同行们不一样。

  对很多设计师而言,书籍设计只是平面设计的一个门类,做广告、商标、包装、识别系统、界面同样可以彰显才能,更是生财之道。但是李猛工作室只针对出版物做设计,不接与书无关的商业设计。2003年,他从清华美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一门心思就是要设计好书。

  封面被视为书籍设计的重中之重,抢眼的封面能最有效地吸引读者。但是相比封面,李猛更重视内文设计。他倾向于慎用所谓“创意”,认为不必过度盲目地看重封面的作用。

  李猛做的大多是图文书,图片类型多样,品质高低不齐,如何处理复杂的图文关系,往往令设计师们头疼。李猛却见之心喜,“越复杂越好”。把图片和文字编排得逻辑清晰、美观悦目、便于阅读,是他的乐趣也是他的专长。而且,他不采用一些同行推崇的“网格系统”来排版,他觉得网格设计是凌驾于内容之上的一种限制手段,即使与内容匹配,也不适合汉字。

  作者和编辑们总是称赞李猛能理解书的内容,给予最恰当的呈现。他似乎特别“挑剔”书的内容和作者,更愿意为值得读的书付出,而不是彰显自己的设计或个性,他总是把自己的痕迹隐藏在书的背后。

  李猛做的书,并没有一眼望去目眩神驰的效果,但是打开书去读,就能领会其中的美妙。不仅是阅读的便利和视觉的舒畅,严谨有序的编排,图文之间的节奏,以及某种微妙的呼吸感,赋予了书一种可以感知的平和气息。说到底,这涉及到对内容最本质的理解。“书”作为一个载体,对李猛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让书是书,让读书是读书。”这是故宫出版社编审朱传荣评价李猛的一句话。在我们这个装帧设计求新求变花团锦簇的时代,“让书是书”并非一句空话,它很有针对性。然而貌似简单的,可能最难。因为这不仅关乎才华和技能,也取决于一个人的定力和坚守。

  访谈

  青阅读:您获得了今年坡州出版奖的出版美术奖,在获奖感言里,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出版工作者”,而不是“平面设计师”。在您看来,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李猛:我觉得,书籍设计师,应该是“出版行业中的设计师”,身份两者兼有。强调“出版工作者”,是给自己提个醒,在方向上要更倾向贴近出版行为本身,具体的切入和展开都要围绕最原初的动机——出版。小学生都知道的“南辕北辙”的成语故事,讲的就是这个简单道理。设计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只是不能背道而驰,利用内容去表达所谓的设计。

  青阅读:封面往往被视为书籍设计的关键。但您说自己更重视的是内文设计,为什么?您认为封面和内文设计的理想关系是怎样的?

  李猛:封面,确切地说应该是“外观”。做书是个系统工程,相比整体设计来说,实在没必要那么看重。封面(外观)和内文(内容)的设计,理想的关系是达到一种“十分合理的高度匹配”的状态。对于阅读者来说,显然内容才是书的主体。我对内容设计投入的精力远大于外观。外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需要特殊处理的一小部分,仅此而已。关于书,我反对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做法,当然,不单指设计,也值内容。

  青阅读:您设计了许多图文书,图文关系复杂,图片类型多样,质量高低不齐,但您总能安排得逻辑清晰,版式悦目,让阅读毫无障碍。可否就内文版式设计谈谈心得?

  李猛:先要读懂全书,包括图像等内容;同时设定一个高的标准;反复检讨:诸如内容质量、目标读者群比重、作者及参与者的感官品位偏好、页面空间局限、生产成本、编辑方式……。这些问题都处理到位了,读者阅读时的体验自然不会太差。

  青阅读:一些获得装帧设计奖的书常遭读者诟病,就是形式新奇,而内容单薄不可读。您做设计会有意挑选图书吗?您怎样看待书的形式、制作工艺和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

  李猛:会挑选。不仅挑书,还挑编辑、挑作者、挑出版机构、挑印刷厂……也就是说能涉及到的,每一个参与者,我都挑。因为一本好书的诞生,设计师也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只有前述各方面都达到高标准了,才有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完全的书。设计的价值是附加在成品书本身上的,无法独立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书的形式,演变史很长。书的原始形态,其实是文具的一个门类。被社会分工异化成一个单独的种类,现在的主流形式是工业印刷品;制作工艺的种类,特别繁多,超乎想象,当然也不局限在印刷工艺,大体分手工艺和机械工艺。这二者和内容的关系,怎么说呢?是一种特别动态的关系,不固定。比起考虑他们的关系,我更着力的是内容的构成方式,其间要借助到形式和工艺,当然还有其他。

  青阅读:作者和编辑都特别赞赏您对书的内容的把握、理解和创造性的呈现。作为设计者,您怎样看待和作者、编辑之间的关系?如果遇到矛盾怎么办?

  李猛:参与、合作者之间,相互宽容比对立更有利于工作,作者、编辑和设计师也可以成为朋友。

  与其说是矛盾,不如说是在某些内容呈现方式上的观念相左。有时,一方的概念诠释、沟通用词,在另一方看来,根据其感官经验,会完全误解。在回答您前面的问题时,我说到“作者及参与者感官品位偏好”问题,可以说,是做书过程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我控制不了,也不想控制。顺其自然,有时意外收获也大,失败了也正常。

  青阅读:从业以来,您只做书刊设计,而且几乎都是文博类,近几年才过渡到历史学术类的图文书,为什么把自己限定在这个范围内?听说您也开始有限地尝试纯文字书的设计,可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猛:我的专业是书籍设计,顺理成章就坚持下来了。当然,个人兴趣产生的动力更主要些。确实,我做的大部分书都是“文博类”,也是兴趣使然。准确地说,应该是“古代+中国”范围内的题材。市场原因,图文书相对多一些,自然就涉及到历史、文物等内容。我是有意暂时回避其他题材和内容,当然也不是完全屏蔽。 纯文字书,大多是文学体裁。市场原因,出版人往往着眼点在外观。这和我的理念相悖。只能慢慢积累吧。任何工作都需要一个切入点,我在这个点上逐渐拓展范围。表面看,历史文博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其实可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就我们团队来说,满负荷工作是常态。古代遗产确实丧失了存于彼时的意义,但是,当代和古代藕断丝连。设计古代题材的书,是我计划的一部分——通过大量积累、 思考,由古及今,逐渐探寻和形成全局的设计方法。到成熟时,也就无所谓“古今中外”。

  青阅读:您理想中的书籍设计是怎样的?

  李猛:我一直认为,书的设计,其实就是从视觉角度进行编辑。 内容信息的构成方式,有万万种,如何抉择和评判,却总是局限于参与者的视觉品味。此时需要一种理性和感性优雅的结合。 美学方面,我从来不排斥任何一种。我追求高匹配度,包括内容本身的自洽程度。《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理解,“文”指的就是呈现方式,“质”就是内容本质,“彬彬”就是高度匹配,同时有“美”在里面。我很赞同,我希望经过我处理的书,都是文质兼备,相得益彰的。另外,设计应该尽量保持一定的“透明度”。通过我的工作呈现出来的内容,越不着痕迹越好,越普通越好。以减法为主,需要增加内容之外的元素,以“十分必要”为原则,内容方面有冗余的话,也要斟酌是否加以节略。

  诚然,我从业的时间不算长,还有待积累、有待增加工作经验。到目前,所有的工作过程,就是思考和学习如何做设计的过程。我看重作者、编辑的独立性,书稿的纯粹度。要消解固化的、拍脑袋式的设计方式,唯一可行的原则是, 要打消编辑、设计师甚至作者的界限,合为一体。换个角色看问题,往往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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